2024年12月21-22日，“寻找秦汉帝国：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碰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十余所国内外顶尖高校、科研机构的近20位学者汇聚北师港浸大，就中国秦汉时代法律、军事、地理、经济、制度、艺术、思想史等领域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圆满成功。研讨会由陈致校长召集，北师港浸大与美国圣母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合办，我校人文社科学院承办，中华文化与国际传播专业陈家宁博士和圣母大学蔡亮博士负责协调。

会场合影

作为研讨会的序幕，来自国内外的学者首先齐聚香港，于19日晚参加圣母大学主办的欢迎晚宴，并于次日参观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20日下午，与会学者抵达珠海唐家湾香山邑酒店，参加了由人文社科学院韩子奇院长主持的欢迎晚宴，韩教授向莅会专家学者致谢，并介绍了我校及人文社科学院的情况。陈致校长在宴会上致辞，向远道而来的与会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增强各校之间的学术联系，促进合作，推动学术发展。

研讨会现场

随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汉学家金鹏程（Paul R. Goldin）教授做了大会主题演讲，题目为“秦国崛起的地理因素”。演讲谈到，战国时秦国的行政并非独一无二，魏、楚等国也有类似的变法措施，因此秦国的成功需要考虑其他独特原因，包括地理。秦国的地理优势之一是地处关外，可以避免本土作战，金教授用标记战国时战役发生地点的地图对此予以说明。另一项优势是对易守难攻的四川之征服，金教授通过与后世王朝战争的对比，说明四川的军事地理优势。

21日，会议在许嘉璐会议室举行，与会学者就12个重要问题展开研讨。清华大学的侯旭东教授首先发表宣讲，题目为“《汉旧仪》所见西汉相府中丞相-属吏的往来方式：兼论‘治出于二’与官僚政治”。研究首先梳理《汉旧仪》的文本史，谈及丞相府的布局、人员活动、丞相与署吏关系及礼仪体现等的记载，解释“录”与“白录”——口头表达书面化，及“谒”与上下级关系的确立与维护，并分析出土简牍中君侯与属吏之间称君称臣的例子，探讨丞相与属吏之间所谓“二重君臣关系”，引发对西汉相府中丞相与属吏关系背后更深层次政治文化现象的思考，反省20世纪所接受的去魅且强调理性化的官僚政治概念的局限性。

湖南大学的李婧嵘博士发言宣讲，题目为“秦汉官吏的行政与刑事法律责任”。研究总述秦汉时期的行政管理与吏治，分析秦汉官吏的犯罪类型与特点。以简牍文献为依据，分述秦汉官吏的行政责任与特点，包括责任主体与分配，及处罚方式与比例；关于刑事责任，讨论犯罪行为种类与处罚；并谈及秦汉官吏职务犯罪的约束与控制。

香港大学的唐俊峰博士发言宣讲，题目为“秦灭六国战争与爵位‘代币化’”。研究首先介绍秦代二十等爵制，以及战国时秦的领域扩张与入粟免罚、拜爵等相关政策，强调长期战争使得拜爵机会增加，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控制高爵者的数量，从而导致爵位“代币化”，其表现为爵位可以量化交易。以秦简资料为依据，具体讨论交易的规定与变化，并分析该政策的弊端。

圣母大学的蔡亮博士发言宣讲，题目为“报复法与民事赔偿在刑事案件中的缺失：早期中国的身体政治对修复式正义的取消”。论文指出“以牙还牙”的报复法在巴比伦法、圣经法及早期罗马法中皆占重要地位，但秦汉法律体系在刑事法规和案例中基本不存在。与前者不同，秦汉法律中的受害者不能得到金钱赔偿，施害者缴纳罚金给政府，或被惩罚为政府服苦役。这可以从古语“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的身体政治所规定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解释。

香港中文大学的谢伟杰博士发表宣讲，题目为“中华早期帝国军事奖励制度中的赏金”。研究从西周梳理到秦汉，探讨早期中国身份导向奖励制度的转变，以张家山汉简等材料为依据，论及军功爵制从秦国到汉朝的变化。随着秦灭六国、七国之乱、对匈奴、羌人战争等的发展，秦汉时期的军事赏金量化军事功绩，广泛激励、形成“军事劳动”市场，成为边疆安全措施的重要部分。

北京师范大学刘亮博士发表宣讲，题目为“《吕氏春秋》治身学说中的生命与愉悦”。研究认为《吕氏春秋》治身学说有“贵生”与“迫生不若死”两种不同倾向。前者宣称生命最值得珍视，提倡为保持生命的健康应不惜放弃愉悦、承受痛苦；后者则主张失去愉悦的生活相当于死亡，只能忍受痛苦的生活甚至还不如死亡。这两种治身观点又分别为其书中相互冲突的统治建议提供着思想支持。

香港大学的米欧敏（Olivia Milburn）教授发表宣讲，题目为“大丈夫与好妇：汉代儒学中的性别思想”。研究梳理《东观汉记》《后汉书》等文献中的汉代“大丈夫”形象与理念，强调其雄心壮志的高远追求，讨论《春秋繁露》等文献种体现出的性别观念阳刚定位。通过分析汉简《妄稽赋》中对婆媳关系的描述，以及《玉台新咏·陇西行》中的好妇形象等，研究秦至汉代的好妇形象与要求。

北师港浸大的葛觉智（Yegor Grebnev）博士发表宣讲，题目为“禁书还是禁言？再谈秦始皇的焚书”。研究用“二分法”看待中国文化记忆中的权威，将秦始皇“焚书”事件视为一种范式性叙事。分析事件起因、表面冲突、针对对象等，认为虽然细节可能不准确，但凸显了新兴中央集权与早期权威文本话语之间的冲突，认为该事件是一个历时数百年的过程，对中国权威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法国巴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CRCAO）的周丽慧（Laetitia Chhiv）博士发表宣讲，题目为“一种先秦文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孔子话语的比较”。研究通过梳理孔子言论在古代文献中的呈现，认为它是一种文学体裁。通过对其定义、形式特征、风格特征（如排比、对偶、回文、顶真、递进、重复等修辞手法）、主题特征等的分析，认为孔子言论在战国时期已形成具有独特形式、风格和主题的体裁，且在后世基本保持稳定。

中国人民大学的孙闻博教授发表宣讲，题目为“周秦变革与秦汉模式”。研究首先讨论“周秦变革”的内涵，并与“唐宋变革”对比；进而界定“秦汉模式”的概念，并从县制与乡制、功劳制与察举制、法律体系、文武并重与普遍征兵制、行政技术与知识体系等角度探讨其表现形式。“秦汉模式”部分内容后世有恢复和发展，部分则逐渐消失、被遗忘。

香港理工大学的马增荣博士发表宣讲，题目为“汉初中尉考——以张家山 336 号墓《功令》为中心”。研究以张家山汉简《功令》、岳麓秦简《置吏律》等为依据，对《汉书》等文献中记载的“中尉”进行深入考察，探讨其职责权限，及与汉初政治军事局势的关系。认为汉初中尉领有军队，掌握对军吏、属官、属县及地方都官的人事权。需结合汉初面临的军事威胁来理解这些权力设置。

武汉大学的鲁家亮博士发表宣讲，题目为“江汉地区战国秦汉遣策书写格式的变化及其原因新探”。研究首先介绍战国秦汉简牍所见遣册的范围和发表情况，然后从书写载体的简牍并用；抄写方式由通简连书到一物一牒的演变；以及西汉初年遣策的附件化、及与告地书的关系等方面展开分析，认为秦在遣策演变中作用显著，其影响主要通过法令制度和文书行政实践得以实现。

22日，另有5位学者发表宣讲。包括：西湖大学的来国龙教授，研究题目为“儒教与汉代艺术”。研究梳理汉代艺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其在研究方法、对考古资料性质的认识、材料局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探讨儒教在汉代绘画艺术（尤其是经义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分析儒教所倡导的秦汉统一帝国的礼制建筑，认为儒教对汉代艺术发展起了决定性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的陈侃理教授发表宣讲，题目为“乡的政区化及其影响”。研究从“乡部”的出现，探讨其所反映“乡”的定位变化，即：从聚落到政区的转变。睡虎地、里耶、张家山等秦汉简牍中均有证据显示乡啬夫从“官啬夫”分化出来，演变为具有属地管辖权的“乡部啬夫”。研究探讨了划分乡级政区的目的，并认为其产生了与目的相悖的影响：形成跨聚落社区——乡里社会，并促使乡级统治形态发生变化。

北师港浸大的陈家宁博士发表宣讲，题目为“从唐虞到新莽——战国秦汉时代的禅让思想与实践”。研究讨论战国时期禅让思想盛行，出现了燕王哙让国子之等禅让实践，但均以失败告终，战国后期的社会状况使禅让神话一度被打破。禅让思想在秦代几近消灭，在西汉时随着儒学而复兴，因社会矛盾加剧，最终王莽受禅，建立新朝，达到战国到西汉禅让实践的顶峰。

上海交通大学的张朝阳教授发表宣讲，题目为“东汉临湘‘九市’考：基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研究以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为依据，描述西汉临湘市场的情况，以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为依据，探讨东汉临湘市场的情况。认为“市”指向明确的交易场所，并对西市、东门市、小市、亭市及水上市场等做了考证，并对市场分布规律做分析，认为其方位均衡，并依托交通要道，具备时代、地利、人口三重优势。

清华大学的郭伟涛博士发表宣讲，题目为“史源与史实——辑本《东观汉记》蔡伦发明造纸佚文辨析”。研究对比《后汉书·蔡伦传》中记载蔡伦发明“蔡侯纸”的传统说法，与西北地区出土的古纸实物，系统追溯辑本《东观汉记·蔡伦传》的史源，认为蔡伦发明造纸的基础文献存在问题，其兴起与“帋”字的出现及人们对其误解有关。

最后，蔡亮博士代表大会做总结，并向与会专家学者、及主办各方和承办方北师港浸大致谢。22日下午，会议协调人陈家宁博士陪同与会代表赴中山詹园参观考察，研讨会圆满落幕。

撰稿、编辑：陈家宁

摄影：吉子轩、耿梓娴、陈懿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