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传播学研究的人文视角和科学视角？它们的研究路径有何不同？二者交锋已久，不分轩轾。2021年3月31日，由北师港浸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举办、以“质化与量化”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在T6-105举办。

本次讲座邀请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肖小穗教授、郭中实教授、黄磊博士、王丹博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五位学者参与，其中肖小穗教授在现场主讲，其他四位在线上通过视频形式对谈，就“不同学术立场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贡献”这一话题展开讨论，一起探究人文与社科研究的本质。

主讲人：

• 肖小穗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荣休教授，主要从事修辞和文化研究。

对谈人：

• 陈韬文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主要研究国际传播与社会变迁。
  

• 郭中实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新闻生产、新闻内容以及对受众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 黄磊博士，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传播系讲师，主要研究兴趣是传播技术在组织、公关和人际传播情境中的使用及影响。

• 王丹博士，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研究助理及硕士课程兼职讲师，主要研究兴趣是微观社会学与宏观政治经济学的互补。

质化与量化：传播学研究的不同视角与路径

“质化研究是宽泛而松散的，相比之下，量化研究是清晰而直观的”，肖小穗教授略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的研究经历无法代表所有的质化研究，待会儿有不客观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和同学们指正”。

“有些同学从量化研究转到质化研究，他们担心样本不够多，希望有一套规范的、可以一步一步照着做的操作程序，这显然混淆了质化与量化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肖小穗教授笑着说，“你就感觉他们人是过来了，脑子还没有从量化的框架中走出来”。

“两分法”看质化与量化

为了方便向同学们解释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区别，肖小穗教授通过简单的“两分法”进行展示并补充道，”这种方法过于简单，甚至有点粗暴，但有助于大家迅速把握两者之前的差异”。

“质化根源于人文主义的批判传统，而量化则是实证的、科学的传统；质化把人看做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体或群体，而量化则把人看做是一系列可以测试统计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等相关变量。”讲到这，肖教授再次停顿了一下，“一些同事可能认为我在暗损量化研究不人性化，但其实只有从变量的角度来看待人，才有可能走出具体的个体，才有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对人进行客观分析，所以我这里说的也是量化研究的优势和长处。”

肖教授称，我们现在看到的研究更多地介于质化量化两者之间，“以上我所比较的质化量化研究，目的不是想要强化现有的分歧，而是寻求相互协作、互通有无的可能性，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合作越来越多”。

学术大咖激烈讨论，多样观点色彩纷呈

“质化和量化研究在传统上依然是有两个取向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比如，做研究一开始做量化研究，往往养成做量化研究的思维，可能一生就用量化方法进行研究了”，陈韬文教授补充并强调了质化量化研究的对立性。

同时，陈教授也认为质化和量化研究是互补的，那么应该根据什么来决定用质化研究还是量化研究呢？陈教授分析道，“首先根据你问什么问题，以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其次要看研究者品味和倾向，就像肖老师所说，你是如何看待一个人的，是看做主观能动的个人，还是看成社会的产物；最后，要看具体条件，有时候你想做量化研究，但不一定能拿到需要的样本，不过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也许找到量化样本的几率又增加了”。

“我看前面火药味不够，我来提一个问题”，郭中实教授在视频中又露出了他可亲的笑容，半开玩笑说，“肖教授在二分法第四点中提到了意图，即表述者的意图，今天有了大规模机构型的行为来保护表述者的私人财产，即版权，但我认为首先意图是不可知的，其次它并不是私人财产，最后不同的人对相同的表述有不同的解读，而是否存在一个正确的解读呢？对此我是存疑的”。

肖教授回应道，“关于意图，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个是表述者自己想表达的意愿，对此的研究比如修辞分析，还有另一个更高层次的叫做话语分析，话语分析实际上已经走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文本一旦形成，就已经包含了一个动机在里面。我们更在乎的不是正确的解读，而是从话语的结构、被运用的情境中分析该表述，而非研究表述者在想什么。”

黄磊博士和王丹博士则提问，“做质化的人很少会关注信度和效度问题，如果一开始带着问题去做质化研究，然后深陷到情境和语境中，最终不断更改研究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肖教授略加思索，继续回应道，“外界如何变动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有自己稳定的立场和视角，有了确定的立场和视角，就仍然可以在既定的范围内进行讨论，我们研究任何东西，都是有时间、地点的标志在的，当然，我们也更多地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对生活本身有深入的理解，最后的研究结论是可以受到多方认可的”。

最后，在问答环节，同学们争相举手发言。有同学提问，“对于公共空间的讨论，源于上世纪7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针对媒体语言涌入到公共话语中的情况所提出的，您认为西方传播理论如何阐释能够中国这样不同的文化现象？”

肖教授表示，“公共空间由西方学者如哈贝马斯等人提出，我相信我们并不在同一个语境下，’公共空间’的概念依然可以用，但是其使用范围和具体含义我们需要做一系列调整。西方的任何概念，我们都是用其精髓，比如批判精神，哈贝马斯批判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钱，即资本主义的诱惑，二是政权，即对公共讨论空间的侵蚀。我们应用其视角，说明我们的问题。”

还有同学提问，如何比较传播学领域的话语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以及符号学分析。肖教授对此回应道，对于罗兰巴特、福柯的知识权力和索绪尔的基础语言学来讲，有其自带的结构主义批判成分；而对于话语分析和符号学分析来讲，从话语到话语实践再到社会实践，话语部分本身会带有修辞和一些符号学的解读，因此，有其同源的地方，也有其不同源的方面。至此，本次“质化和量化”讲座圆满结束。

（“质化与量化”讲座五位嘉宾）

（肖小穗教授讲述的质化与量化“两分法”）

（肖小穗教授讲述的质化与量化“两分法”）

（同学们在认真听肖教授讲解）

（陈韬文教授线上表述）

（郭中实教授进行线上提问）

（同学提问环节）